“7556米，7514米，其实这两个贡嘎山的高度，均是由国人所测量。实际上，7514米更准确一些。但为何7556米流传更广？”
1929年，洛克前往贡嘎山开始考察前，曾专门拜访华西边研所，并要去了一些资料，其中据说有学会会员、土壤与农学专家理查森（H.L.Richardson）女士根据长期观察绘制的一幅贡嘎地图。然而，这份地图是否保存到了今天，还是早已丢失，目前仍然未知。此后，海姆与洛克等人也曾在行前造访华西边研所，收集资料、探询情报。而在爱德嘉牧师去世后，随着老一代学者的逐渐离开和学科的分化，这一时期的贡嘎山考察，基本结束了地貌、地文上的关注，保持了地质、岩矿领域的关注，并逐渐开辟了冰川学领域的研究。
自1930年海姆的冰川学研究开始，对贡嘎山现代冰川和古冰川的考察成为后来科考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其后的汉森罗伊（Hanson-Lowe）、安特生（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发现仰韶文化的瑞典学者）等人就在冰川地貌上作了专门的工作。同时，两广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两广地调所）主持的、以海姆的考察为代表的多次野外科考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其中，李承三等学者聚集在重庆大学地质系，在民国末期和解放初期重返川西高原，针对贡嘎（1939-1942年）、雪宝顶（1951年）等高海拔雪山的冰川地形作了一系列的研究，为我国学者自己的野外考察和学术研究积累了最初的重要经验和资料。从1939年到1945年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人对贡嘎山域的来访渐渐减少；在此期间，国人对贡嘎山周边区域的关注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是因为，中华民国1939年设立了西康省，定首府于康定，省主席为刘文辉。刘文辉治下西康省的建设出现了热潮，这特别推动了中国学者对这一区域的关注。刘文辉鼓励和推动创办的《康导月刊》、《康藏前锋》等都是这一时期用以吸引各行业专家、仁人志士讨论川边建设方略的杂志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洛克、海姆等人考察贡嘎的成果由任乃强等学者和热心的编辑们第一时间翻译引介到了版面上。其后，任乃强撰写宏著《西康图经》，又集中详述了贡嘎山的各种西人研究，并补以他自己在康区亲自考察积累的地理、语言和民俗知识，对洛克等人的说法加以考证。
也正是从他们那里，贡嘎群峰的名字开始自英文进行汉译。任乃强所作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利用自身的藏语学识，对这些名称进行整理。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我们在文献中第一次见到了如此多中国学者、旅行家和摄影家的身影，而这些工作，也是空前地丰富和广泛的。比如，任乃强不仅讨论了贡嘎各山峰与河流的名称由来，还讨论了这一山脉（大雪山）的形成、周边民族的分布等诸多话题，可以说是把贡嘎山作为主题进行的、一次纯粹的地文考察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仍是华西边研所的重要成员。如此，虽然华西边研所这个机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多次骨干学者离开的损失，《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也终于停刊，但直到此时，它仍在我们探究的题目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1938年，上海年轻的摄影家庄学本（1909-1984）来到西康。他久居康定，念及自己住得离传闻中的木雅贡嘎雪山不远，便想去探望这美国探险家笔下传奇的山峰。
8月10日，庄学本带上两个嘉绒藏人的小孩子——鲁色尔、郭喇嘛一起，从康定出发，一路拍摄，来到贡嘎寺。他访问了贡嘎寺的老喇嘛，经随行藏童协助翻译，得知了山的宗教含义：山神多吉鲁杵（前篇译夺尔吉鲁杵，Dorjelutru）守护着这一方山域——一位经莲花生大师点拨后皈依、为此地遮风挡雹，使得四季有序的神明。此外还记录和转译了一首贡嘎的赞美诗《贡嘎桑鸢》，也记录了寺院中的壁画内容。8月15日早8时，据庄学本自己记载，他登上了那玛峰（原文为诺去玛，音同海姆所载德文Nöchma）的山尖。然而随后几天，天气转差，庄学本只得携两位藏童寻路离开。第二年，庄学本发表了（很可能是）国人的第一篇贡嘎山游记：《西康木雅贡噶雪山游记》。并在重庆等地先后组织了几场相当著名、吸引了当时名流政要到场的康藏边区摄影展。
在专注川滇探险的英国地质学家古格里（JohnWalterGregory）1923年初版的、关于川滇自然科考的宏著《中国西藏的阿尔卑斯（TotheAlpsofChineseTibet）》的一册中，我发现了后来再版时在扉页前临时插入的一页，上面是古格里致亚洲诸大学的祝愿，他说欧亚同经战火，大学书籍资料多不存；亚洲文化与欧洲一样曾经灿烂或许还超越欧洲，故谨以此书献与诸校，帮助联结东西文明、携手走出战痛。遗憾的是，古格里所担忧的战乱再次降临——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战火不断。但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国的高山探险在这一时期并非陷入沉寂，实际上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在西康省和西南边区建设如火如荼，国人目光纷纷投向四川、转向西部的潮流中，甚至首次出现了庄学本这样专门前往川西高原山地的旅游活动。到1948年，国民政府还一度准备与美国共同进行专门针对阿尼玛卿山的探险。
1949年，约瑟夫·洛克恋恋不舍地撤出中国。他并没有回他的大本营夏威夷，而是从昆明出境，又在印度居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仍幻想能有机会回到川滇的山区，继续他的考察和探险。
1950年5月，随着传教士陆续撤离中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最终解散。
1955年7月，西康省撤销建制，并入四川省。
事实上，到1966年，国人对贡嘎山自主进行的第一次测绘才开展，这也是一次全新的、独立自主的测绘。
1966年12月，我国对贡嘎山地区进行了一次航空摄影，这也是有史以来的首次。其后，在1972年完成的、根据这次航空摄影照片计算和绘制的1:100000国家基本地形图上，贡嘎山标高7556米。这便是后期贡嘎山最广为传播的海拔高度——7556米的来源。
1972年的基本图，是至今最为广泛使用的一幅地形图，它提供的各山峰海拔高程信息，成为了后期我国所有相关地图的依据。日本登山家中村保（TamotsuNakamura）进行山峰梳理所依据的我国地形图，就是这一版。
但在1972年的这幅图的图历簿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对峰顶高度、以及更基础的地理信息——峰顶位置的记录。可见，1972年测制国家基本图时，贡嘎的顶峰仅是被当作一个地形特征点绘在图上的。
然而，贡嘎顶峰是地形上一个尖锐的高点，在较小的范围内高程变化巨大，这使得——如果缺乏野外的直接测量，那么仅凭借航测图对顶峰进行测量，其误差会大到难以接受（在顶峰附近的7000米以上地区将普遍地达到8米以上）。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从而清楚，7556米距离贡嘎的真正海拔高度仍可能有几十米的偏差。贡嘎山顶峰、以及周围各卫峰、独立山峰的高度问题，实际上，仍有待在1972年地形图基础上进一步地进行精确测量。1982年，考察队开始重点关注川西的中部地区，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由于综合考察队对贡嘎地区冰川研究工作的需要，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测绘室的陈建明等学者开始主持绘制一幅全新的《贡嘎山冰川图》。目的在于“比较客观地表现青藏高原东部海洋性冰川区的自然地理地貌特征，供综合性研究和登山旅游使用。”
为了弥补航空摄影测量带来的较大误差，测绘队伍选择了在地面进行控制点测量和摄像测量。这意味着比航测多得多的困难和体力消耗——往往为了拍摄一个地面难以看到的死角，测绘队伍就要攀爬几天的原始森林来找合适的角度；而贡嘎山附近阴晴不定的天气、终年笼罩的云雾更加大了测绘的难度，使得一组照片有时需要等待几个月才能全部拍摄完成。要达到足够的精度，在照片上进行的测量又需要校核。于是，测绘工作者们利用具有突起特征、从贡嘎东西坡都能看到的的地形突出点，通过反复校对特征点位置和高度，来提高测绘的精确度。而这些特征点，不少就是贡嘎主山脊上的卫峰。由此，1972年地形图上的各座卫峰形态和高度都得到了重新校对。对于主峰高度的测量，则更加繁琐和严密：对贡嘎山主峰进行测量的最大难题是，我们不清楚主峰的精确位置。山下的观察者固然能够从地面一眼认出贡嘎的峰顶大致在哪里，但在测绘工作中，必须知道贡嘎峰尖在微地形上精确到米级甚至厘米级的顶峰位置所在。一旦错认假顶为真顶，哪怕二者相距不过几十米，也会产生不可接受的测量误差。所以，测绘队伍分别从东西坡观测了六七次主峰山尖，用寻找视线交点的方法确定了真正的主峰位置，终于将位置误差控制在了1.5米以内。
1982-1983年，测绘队在贡嘎山区历尽艰辛，又经过两年的制图，终于在1985年完成工作，绘制的《贡嘎山冰川图》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印量一万册。在这份最新的测量成果中，计算得出贡嘎山主峰高度7514.96米。因顶峰覆盖有1-2米厚的积雪，故选择7514米作为最终发布的主峰高度。同时，一系列卫峰的高度也得到了重新测量和标注。比如主峰附近的骆驼背峰（theHump），其海拔从1957年使用的6250米提高到了6390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测量成果并未在登山和旅游业中被广泛使用。《贡嘎山冰川图》此后也几近被遗忘在了图书馆中，至少时至今日，我没有见过它再在贡嘎附近的登山旅游活动中为人提起。
在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结束后不久，贡嘎东坡海螺沟景区的开发提上日程。实际上，1980年科考开始前后，在海螺沟设立高山旅游系统、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提议就已经出现了。1985年，建设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的设想被提出。相关的旅游地理领域专家、泸定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对海螺沟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了数月的考察，最终在1987年前后，建设和开放了海螺沟景区。与此同时，中科院也设立了常年驻扎山上的、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对贡嘎山地区的科学考察和监测，至此走向了全天候化。
文章来源: 原创
发表评论